新材料产业具有覆盖范围广、资本技术密集、高风险高收益、产品附加值较大、行业景气周期长等特点，广泛应用于信息、能源、交通、医疗等各个领域。目前，新材料技术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支撑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集群化成为新材料产业发展的突出特点之一。按照产业集群理论，在一定地理空间内聚集的一定数量的企业和机构形成一定产业的生产集群，彼此之间存在互补和竞争作用，有助于降低成本，推动创新，增强产业经济效益，对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有益的推进作用。

世界级新材料产业集群就是由新材料先进制造企业及关联机构高度集聚形成的产业链完善、分工明确、布局合理、创新协同的新材料产业网络，在国际化运营、品牌效应、技术水平、市场竞争力等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是新材料产业集群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高级形态。

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群化发展趋势明显，目前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新材料综合性产业集群优势突出，中西部地区一批特色鲜明的新材料产业基地初具规模。着力推进初级产品的精深加工，构建完善的新材料产业体系、科技支撑体系和产品营销体系，是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群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未来成熟的新材料产业园的本质即是高科技产业园。本文将通过分析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业园的发展经验，为我国新材料产业园发展提供借鉴。

一、我国新材料产业园发展情况

我国新材料产业领域的基地建设始于1996年。随着新材料产业在‘十二五’期间的快速发展，新材料产业逐渐成为政府的主导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我国新材料产业正处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段，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新材料产业园区数量约500家。2017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四部门联合发布《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指南显示，提出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巩固提升现有新材料产业基地、园区实力，在重点新材料领域推动形成若干产业链完善、配套齐全、竞争力强的特色产业集聚区，促进新材料产业特色集聚发展。中国新材料产业逐渐形成集群式发展模式，形成以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为重点，东北、中西部特色突出的产业集群分布。

中国新材料产业基地近1/3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主要依托资源优势；而东部地区则主要依靠市场、技术与人才等要素。各地的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和产业基地为新材料产业集群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新材料产业‘十二五’规划布局中，中国将重点建设稀有金属材料基地、新型轻合金材料基地、工程塑料基地、特种玻璃基地、高性能复合材料基地、稀土功能基地、高品质特殊钢基地、特种橡胶基地、高性能氟硅材料基地、先进陶瓷基地等新材料产业基地。

“十二五”重点规划的新材料产业基地

二、世界发达国家新材料产业园发展经验

（一）美国硅谷

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大都汇区旧金山湾区南面，最早是由斯坦福工业园区发展而来。因为园区早期是研究和生产以硅为基础的半导体芯片，所以被称为“硅谷”。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硅谷经历过几次产业升级发展阶段，从国防科技、半导体、电子计算机技术、互联网以及到“互联网+”的转变升级，至今硅谷依旧是世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产业集群之一。这与硅谷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分割不开。该系统中的主体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政府和中介机构，高科技企业。同时，整个生态系统中有良好的商业环境、法制环境、创业文化和气氛，以及良好的地理位置和气候。

硅谷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其中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硅谷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这2所学校在计算机、电气工程等领域具有领先的研发水平，为硅谷的科技创新贡献了大量的技术资源和一流的人才。美国允许高校对自拥有技术进行授权和转让。斯坦福大学鼓励本校的老师和学生进行自主创业，老师在学校所获得的科技成果如果要转移给公司，学校只收取收益的10%～15%，并对创业的老师和学生进行指导和帮助。这在该地区形成了良好的创业氛围，带动了地区的高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因此，硅谷拥有众多中小型科技企业。当前，硅谷众多世界著名的高科技企业如雅虎、惠普等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创办。

硅谷的发展主要以市场为主导，政府在硅谷的发展过程中很少介入，主要是通过适当有效的政策来指导和保障硅谷的发展，并对市场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为硅谷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稳定的市场和政策环境。美国政府为扶持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相继出台了一些关于技术创新和转移的法律，如《联邦技术转移法》《国家技术转移与促进法》《小企业技术创新进步法》《创新法案》等，并利用一定的税收手段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来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此外，美国政府通过加大对硅谷地区大学和研究机构、企业的研发投入，实现关键技术的攻克，促进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硅谷地区的中介组织有非营利性和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的主要有一些协会构成，营利性的中介组织提供的服务更加多样化。中介机构为地区的人才流动、技术转移、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提供支撑，在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和资本之间搭建起桥梁。中介服务机构既为硅谷地区的组织提供高技术专业人才引进服务，也提供非专业人才的服务。在技术转移方面，中介组织提供的服务是双向的。研究机构可以通过中介将科技成果转移给企业，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中介向研究机构反馈技术需求，实现需求信息的双向流动。法律服务主要是在技术转移、企业投融资等方面，为硅谷企业提供法律援助。

硅谷的成功得益于其形成了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系统内各主体联动，发挥了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形成优异的政策环境、商业环境、法律环境、创业文化和气氛，并产生了诸如成果转移转化、风险投资等成熟的发展机制。

（二）英国剑桥科技园

英国剑桥科技园，致力于发展生命科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物联网、新材料、国防等高新技术产业，是欧洲最成功的的科学园区，也是欧洲最著名的科学园区之一。它成立于1970年，截至目前科技园拥有超过120家企业，其中61%的企业起源于剑桥大学，50%的企业成立了十年以上，30%的企业是外资企业，共拥有6500多名雇员。

剑桥科技园位于英国东南部的剑桥郡，距离伦敦市中心近100km，而伦敦是欧洲的商业经济中心，地理位置优越。科技园周边交通便利、环境优美、电力设施充足、通讯网络发达，园区内配套设施完善，建筑以低密度的楼宇为主，集科研、办公、休闲于一体，还建有功能齐全的公共活动中心，定期举办健身、文化和社交活动。同时，园区经常举办商务活动，促进企业交流，并邀请园区内有相同工作经历（如人力资源、设备管理、金融、行政助理、业务发展、IT管理等方面）的员工进行交流和分享，促进职能教育和培训。三一学院每年举办3次网络会议，促进企业与研究员和学生的交流。2017年7月布拉德菲尔德中心开业占地4万平方英尺，专门为数百名研究人员、发明家、初创企业和规模公司提供服务。未来5年科技园计划推出的进一步开发项目包括36万平方英尺的办公楼和4万平方英尺的生物创新中心以及对其进行的重大升级。此外，剑桥科技园拥有一流的物流服务、风险投资机构以及会计事务所和律师。

剑桥科技园是由剑桥大学主导开发并成立委员会进行管理。受斯坦福大学建立科技园区的影响，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在1970年计划建立剑桥科技园，利用学院的科技优势进行成果转化。作为世界一流的剑桥大学，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和技术支持，吸引了一些企业入驻园区，而且大学本身就派生出众多的高科技中小企业。同时，随着园区提供服务越来越全面，在学校和产业界之间搭建了完美的桥梁，加上一些投资银行的陆续入驻，为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注入资金，进一步加强了园区的创新创业活力。剑桥大学是剑桥科技园成功的关键。

（三）日本筑波科学城

日本筑波科学城位于离日本东京东北约60km的筑波山麓，距东京成田国际机场约40km，由茨城县筑波町、大穗町、丰里町、谷田部町、樱村町和茎崎町组成。科学城建于20世纪60年代，是由日本中央政府投资和管理的高科技区，拥有9个工业园区（筑波北部工业园区、筑波“大穗”技术园区、筑波“羽成”调查研究园区、筑波西部工业园区、筑波“樱”技术园区、大上岛工业园区、筑波“MIDORINO”工业园区、筑波“丰里”技术园区、东光台研究园区），是日本最大的科研基地。

筑波科学城拥有筑波大学，31个国立科研机构，300多非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截至2016年的数据）。在这些组织内的研究人员中，拥有博士学位的占一半以上，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人员占总数的1/4（截至2013年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美国、英国、俄罗斯、韩国、印度、越南、泰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科学城内的高校、研究机构、企业、研究人员等在政府的指导下，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网络。

科学城的发展主要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筑波科学城成立之初主要是为了承接东京的部分城市职能，缓解东京的人口压力。政府决定将教育机构和国家研究机构转移至科学城。相关的工作人员也随着这些机构进行搬迁，这起到一定的人口疏解作用。随着搬迁安置工作的进行，越来越多的政府研究机构搬迁至筑波科学城，同时新成立了部分政府研究机构，还吸引了一些非政府研究机构的入驻。在此期间，科学城产出了大量的科技成果。2001年起，日本政府相继实施“产业集群计划”和“知识集群计划”，这为筑波科学城提供了一次快速发展的契机。“产业集群计划”旨在营造良好的区域环境条件，推进大规模、不间断的创新，支持创新企业和具有潜在国际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快速成长，形成产业集群。2002年实施的“知识集群计划”，旨在根据各地的区域规划，由当地富有潜力并具有自己研发主题的高校和其他机构形成集群，实现研究成果和实际利用相结合。在这2个计划中，筑波科学城的定位为生物技术和环境技术的发展基地。2010年，日本政府发布了《新成长战略》，旨在发展日本的创新经济，摆脱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困境。“国际战略综合特区”就是在此基础之上而进行的国家项目之一。筑波国际战略综合特区作为七大国际战略综合特区之一，重点发展生命科学创新和绿色生物技术创新领域，推动下一代抗癌药物的实用研发和生活型机器人的应用研发，以及藻类生物质能实用转化和世界级纳米技术研发基地建设，建立能够促进诞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的新机制和新体系。这为筑波科学城的发展又带来了新一轮的挑战和机遇。

（四）韩国大德科技园

韩国大德科技园位于韩国中部的忠清南道大田附近，是一个集教育、科研和生产为一体的高科技园区。大德科技园区是20世纪70年代在韩国实行“技术立国”背景下设立的，旨在为韩国培养高科技人才、研发新技术、培育新兴产业，从而推动韩国高科技的发展，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力，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大德科技园区的重点研究领域是通信、能源、精细化学、新材料、生物医疗、机械等基础科学，以及国家战略产业高技术和大型复合技术。

韩国大德科技园从建立至今主要经过了3个发展阶段。在第1阶段，园区主要的定位为教育和科研，因此需要吸引大量优质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驻园区。其中，原子力研究所和韩国忠南大学是第一批进驻的科研单位。在第2阶段园区重点向吸引企业研究单位入驻倾斜，并尝试实行产业化。目前，园区已经拥有5所大学以及几十家研究机构，其中既有政府成立的研究机构，如标准材料研究院、电子通信研究院、能源技术研究院、航空宇宙研究院、生命工学研究院，又包括一些韩国著名的大财团（如三星、LG、现代等）设立的企业型研究单位。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构成了园区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的主要核心力量，为园区带来大量的技术和人才。在第3阶段，大德科技园在积累了知识、技术、人才资源后开始逐步向实现产业化转移，期望通过产学研合作，推动知识和技术的转移，培育产业，从而达到将教育、科研和生产集为一体的目标。

大德科技园在上述3个发展阶段中，政府为其营造了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园区有专业的管理团队，目前由大德研究开发特区行政办公室负责管理，管理机构共有3个中心（技术商业化中心、福利中心、管理支持中心），6个工作小组（计划和协调小组、商业小组、合作和公共关系小组、商业入驻管理小组、金融管理小组、一般事务处理小组）。同时，政府为园区相继颁布了法律法规，包括《大德科学城行政法》《大德研究中心管理法》《大德风险企业特别法》《技术转移促进法》《大德研究开发特区法》等。在专业的管理机构下，配合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并在税收、土地租金和购买方面实行优惠政策，政府为大德科技园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此外，以设立中小企业孵化器，政府投资指导，民间投资和外国投资等风险投资的模式培育园区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在资金方面予以保障。

大德科技园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注重国际合作。园区在政府的主导下积极吸引外国先进企业和研究机构入住，与海外研究开发创新群体形成协力关系。大德科技园与我国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和武汉东湖新开发区、法国索菲亚科技园、英国曼彻斯特科学园等都存在合作关系，除进行技术和人才交流外，还在投资上有合作。良好的国际合作进一步推进了韩国大德科技园的发展。

（五）经验启示

美国硅谷、英国剑桥科技园、日本筑波科学城、韩国大德科技园都是世界著名的高科技园区，它们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新材料产业园建设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是要形成完善的产学研体系，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作为知识创新源头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与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间的高度结合，是高科技园区保持创新活力、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硅谷之所以成功,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一批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作为依托。据对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9个国家的226个科技园区的统计, 依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机构创建的科技园区占其总数的86.36%。

二是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机制。每个产业园都在园区建设与管理、技术转移、财政、税收、金融政策、贸易、人才等方面构建完整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来保障园区创新创业活动和产业的发展。

三是完善园区的配套设施。良好的配套设施有助于加强产业园吸引力和增强园区凝聚力。因此，园区应当配备专业的中介组织，建设优异的硬件基础设施，并进行文化建设以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

四是鼓励园区企业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实现国家的技术自主创新则是关键。加快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科技投入的配置效率，充分利用现有科技机构进行科技资源重组。根据行业技术经济特征和产业组织特点，分类确定科研机构重组方式和产权结构，分层次建立创新体系。

五是推动风险投资。国外科技园的发展启示我们高技术产业需要风险投资。尽量减少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创业资本运作的行政性干预，建设组织式群体“孵化器”，建立并运作创业投资基金，优化企业股权结构；尝试风险投资运作机制。

六是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制定优惠政策保障。硅谷的发展主要以市场为主导，政府在硅谷的发展过程中很少介入，主要是通过适当有效的政策来指导和保障硅谷的发展，并对市场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为硅谷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稳定的市场和政策环境。